乐黛云：很多西方学者按照艾柯思路研究中国

翁贝托·艾柯

■ 王樽

题记：2月19日，当代欧洲最著名的学者和作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因癌症在意大利家中辞世，享年84岁。

艾柯是享誉国际的作家、符号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被认为是当代最博学的人之一，对国际知识界和作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艾柯的文字世界辽阔而多重，除了随笔、杂文和小说，还有大量论文、论著和编著，包含神学、美学、文学、大众文化、符号学研究和阐释，以及长篇小说等文学创作。其作品行销全球并得到多方面研究。艾柯的作品几乎全部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包括其百科全书式的学院派小说《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以及散文随笔集《带着鲑鱼去旅行》、《误读》、《密涅瓦火柴盒》等。

本文试图从最通俗层面解读这位享誉世界的学者为何能在中国风行。

晦涩导致畅销

如果评选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10位当代外国作家，翁贝托·艾柯可能会勉强列入其中；若将评选限制为“学者型当代外国作家”，艾柯的名字有望晋升前三；但若将评选限定为“既艰深又畅销的学者型当代外国作家”，艾柯可能会无可置疑地高居榜首，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的确，在中国，艾柯是群星灿烂的外国学者型作家中的超级巨星。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如雷贯耳的巨大名声；二是他的不同类型的众多著作几乎都是中文畅销书。如果仅仅是那些深入浅出的随笔短文倒也罢了，匪夷所思的是，他的那些艰深到即使专家也很难读懂的著作，比如理论类《符号学理论》、《开放的作品》，小说类《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等，居然都在中国备受学界追捧，且成为家庭书房的必备之选，动辄还能入围中国出版界评选的几大好书之类。

我最早读到《玫瑰的名字》是1988年出版的节本，那时中国的严肃文学正走向低迷，这部杂糅了各种边缘学问的推理小说居然开机就印了几万册。此后，艾柯的学术研究和文学作品陆陆续续以各种名目行销，到了2010年以后，包括他编辑的《美的历史》、《丑的历史》以及对意大利古典文学《约婚夫妇》的解读等著作全部都成了中国的热门书，似乎只要是艾柯的文字，一律可以点石成金。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在中国，艾柯的影响是与“国际接轨”的。

与艾柯在当下的中国地位相若。在欧洲，艾柯不仅是位学者，更是知识和教养的象征，也是被称为“当代达·芬奇”的最具智慧的文坛巨擘。无数的家庭，如果书架上没有他的书那是很没品位的，必须要放上一本，最好是有很多本，作为书香之家才算得上名副其实。是否阅读是否能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艾柯自己对此也有些哭笑不得，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书一旦卖到万册以上，媒体上一定会看到各种不同的评论，此时谁都无法控制。他还以盛传他曾经有过的各种言论为例说，很多蠢话都不是他说的，但媒体以讹传讹，“最后所有人都会认为我说了那样的话，谣言就是这么产生的”。因此，他认为公众的趋之若鹜，任何人都完全不能控制。

包括小说、随笔和学术专著，艾柯作品的中译本至少有二十多种。据懂意大利文的人称，多数都极糟糕，好的译本凤毛麟角。专业人士称，艾柯的作品涉猎知识虽然极为广阔，但其文字表述清楚明晰，他的英译本译者们每每翻译他的作品都会恭敬呈给他看，听他的直接指导，所以英译本想必也属清晰好读。然而，在我的中文版阅读中，除了随笔和时政专栏文章，艾柯的著作几乎全部以晦涩艰深见长，由于涉及到大量的专业术语，比如人们鲜少接触的宗教学、符号学、中世纪史学等多种专业，即使是最该耐读的长篇小说，也往往看得云山雾罩，乃至佶屈聱牙，不知所云。

虽然因晦涩阻碍理解，阻碍观念的真实传播，却不妨碍其作为时尚书籍的畅销，以及某些符号词语的迅速流行。在求知若渴的中国知识界以及广大读者中，各种来自西方的显学和热点都会形成或十分突出或稍微突出的热潮。艾柯也许正得这些中国的“天时地利人和”，他渊博的学问，对哲学、历史、宗教、社会等多种学说和话题的深入阐释（乃至正如艾柯自己所警觉的“过度阐释”），仍然具有巨大的接触了解的迫切需求和魅力，即使是仅得皮毛，也是人们甘愿和乐于接受的。从孜孜向学、探究真理的角度，倒也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姿态。

通俗便于接受

在艾柯难以计数的中文版译作中，除了随笔集《带着鲑鱼去旅行》、《误读》等少量几种，他的书动辄都是超过三十多万字的巨作，《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等长篇小说，都是超过500多页的“砖头书”，其中还不乏动辄符号连缀、删来减去，概念叠加的文字谜语和游戏，对于醉心于碎片化、微信化、浅阅读，乃至几乎无法阅读稍长文字的广大中国读者来说，艾柯的厚重与宏大宛若陨石雨，坚硬，艰涩，不是味同嚼蜡，而是味同嚼砂。

好在，作为全球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艾柯还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报刊专栏作家，他有着感性有趣、快人快语的一面，承揽各种与新闻相关的专栏，嬉笑怒骂，倚马可待。他关注包括环保、选举等事关变革、国计民生的各种问题；他解读如《约婚夫妇》等文学鉴赏书，走的是启蒙读物的套路；他的《美的历史》、《丑的历史》、《无尽的清单》等书，虽然每部都是沉甸甸的巨著，但因为是他兴之所至的编写，书里包括了各种照片、图片，以及不同时期的经典诗文、阐释等。用艾柯自己的话说，他在这些书里不像作者，更“像电影的导演，里面有演员、音乐等不同的元素，要把它们综合在一起。”这让中国读者因此喜闻乐读，并因能轻而易举的理解，可以顺水推舟地成为国际大学者型作家的粉丝。

作为国际文坛当红的明星作家，艾柯时尚而时髦，很多流行的社会现象都逃不过他敏锐的法眼，并能因先人一步，善于见人所未见而获得广泛喝彩。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手提电话尚未风行，他就在《如何与三文鱼同行———仿作与伪作新编》那本风趣的书里，解读了生活中大量司空见惯的事物，其中在《如何能不使用手机》中，将使用手机的人分为五类，第三类里特别写明是“有着婚外情的男女”——手机让他们实现了避开家人、秘书和同事而进行秘密联系的可能。为这类“通奸男女”下了不无武断的定语——“只要一位丈夫或妻子没有什么职业需要却购买了手机，就事实上意味着他或她开始了婚外交往。”在后来评论冯小刚票房大卖的影片《手机》时，我还适时引用对影片加以分析。

艾柯的短文《如何能够妙笔生花》刊登在中国的某本读书杂志上，我曾复印下来放在书桌进行研读，他以戏谑的口吻条分细缕地列了40条写好文章的“定理”，虽然是以意大利文为背景，但只要稍加灵活理解，放在中国也是提升文品屡试不爽的“经验之谈”，比如“只有他妈的王八蛋才会使用脏字”，比如“尽量不使用套话，那是炒冷饭”等等。

这些与中国国情极为“接地气”的真知灼见，让我们看到了智慧博学的艾柯平易可亲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