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财评：金融创新的自由到监管容忍度为界

　　人类金融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从一张羊皮换两把斧头到今天这样的规模，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火车头。

　　金融创新的两个关键词是“方向”和“度”。就世界讲，华尔街创新过度，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创新不足；就中国讲，城市金融存在创新过度（比如理财产品），农村金融创新不足。

　　金融创新是一个“正反和”式的波浪式运动，要走一步看一步，跑一段歇一会儿。当前世界在金融创新上要由过度创新向适度创新回归，特别要由超常规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向适度创新和适度向原生产品回归。

　　金融创新走多远，金融监管就应走多远。创新第一性，监管第二性。创新提出了监管的要求，不断的创新不断地提出监管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只能被动跟从创新。一方面创新走到哪儿，监管就要走到哪儿；创新达到什么程度，监管就要达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在取得经验并形成普遍性原则后，监管应当超前，对创新起到指导、引领作用，也就是我曾经引用过的穆勒的话“你挥舞拳头的自由到我的鼻子为界”，创新的自由到监管的容忍度为界。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凸显；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发展中国金融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但发展中国金融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保障，将“走向反面”。只要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存在，金融监管就永远不能放松；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金融监管尤需加强。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走到今天，现在看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阶段总体上是适应的。但这种监管体制是否就完善了呢？也不尽然。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我认为还要不断与时俱进。过去实行人行大一统的监管，好处是职责明确，所有金融风险可以向人行一家问责，协调起来也方便；问题是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只由人行一家监管力不从心。“一行三会”体制后，总体上监管力度加大，但协调成本也随之加大，并且出现监管过度、监管滞后与监管真空。监管过度的结果是每段铁路警察都对，但火车开不了；监管滞后的结果是火车已开，但警察跟不上；监管真空的结果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但段与段之间出现一些几不管地带，比如地方金融、“准金融”、民间金融等，极易产生风险。“一行三会”体制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

　　金融创新与风险永远是一对双胞胎。只要有金融创新，必有金融风险。我们不能因存在金融风险而因噎废食，我们也不能只顾创新而忽视风险。许多时候就单个金融企业讲创新是对的，但有时往往无数正确导致整体错误，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合成谬误”，我们必须从全局认识这个问题。金融监管悖论表现在控制风险要以金融发展为代价。要想一点没风险，也就没有金融发展；要发展就必然有一定的风险。

　　无论何种监管阶段和何种监管模式，都必须始终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在“市场准入”中把风险监管的关口前移，在“市场行为监管”中主要是盯住风险，在不得已的“市场退出”中也要注重本体风险、连带风险和后移风险的综合权衡，维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监管体制的相对性。从功能上讲，没有绝对好的体制；从时间上讲，没有一成不变的体制；从空间上讲，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制。在监管体制设计上可以追求“理想”,但不能也不可能“理想化”。

　　由于经济已经全球化，必然要求“书同文，车同轨”，必然要求中国的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同行在几百年的实践中也确实积累了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国外的月亮也不是都那么圆得不得了。我多年前曾同美国的监管高层有过一次对话，我说你们的监管体制就那么完美无缺吗？我看不过是在历史的“面盆”中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结果。他表示如果让美国重新选择，它也不会再选择这样的体制，主要原因是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几家监管部门的协调成本和效率问题。另外，美国不热衷实施巴塞尔III实际也是考虑美国的“国情”。所以，接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当走一步看一步，尤其要注重同中国国情的结合，防止南桔北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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